《近代史新论》第九十五节

文章首先指出，林则徐、魏源与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和阶级立场上基本一致：当外国侵略威胁清王朝时便“师夷长技以制夷”，当人民革命成为主要威胁时则转向镇压人民……

文章首先指出，林则徐、魏源与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和阶级立场上基本一致：当外国侵略威胁清王朝时便“师夷长技以制夷”，当人民革命成为主要威胁时则转向镇压人民，二者不可兼得时会舍“肢体之患”而先除“心腹之害”。太平天国被镇压、边疆危机兴起后，洋务派又从制人民转为制夷，并在经济上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以抵制侵略，这是洋务运动的一大转变。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在中国近代史上客观存在进步、积极的一面。

随后文章介绍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的体系。该书认为洋务运动兴起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起步于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的双重压力，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策略，以镇压人民革命为直接目的，政治上反动，却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开了绿灯。书中论证洋务派所办军用工业受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与70年代后的民用工业共同构成民族性很强的资本主义整体。70年代后民族矛盾上升，洋务运动路线由制内转为御外，军事上建北洋舰队、练新式军队，经济上创办民用企业与洋商争利；轮船招商局以“分洋商之利”为宗旨，其与外商签订“齐价合同”是斗争策略，主要作用仍是抵制经济侵略。洋务工业促使资本主义发展，本应推动政治变革，但洋务官僚坚持“中体西用”，拒绝改变专制之体，加之顽固派和帝国主义的阻挠，运动最终以该变而不变的悲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