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新论》第四十八节

本节讨论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其政治准则。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应归于林则徐、魏源，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学习西方之先……

本节讨论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其政治准则。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应归于林则徐、魏源，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学习西方之先；而李鸿章的思想并未进步到接受西方民主制度，因此不能算作近代化第一步的带头人。

李鸿章一生政治活动的根本准则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一点上，他与顽固派并无二致，区别只在于手段更高明：他清醒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主张以“中体西用”为方针，即以封建统治秩序为“体”，学习西方军事和科技来维护这个“体”。凡他认为有利于清王朝的事便不遗余力地推行，如购军火、办军工、建海军、发展民用企业，取得一定成效；凡他认为有损清王朝统治的事则坚决反对，如从未参与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期间又参与“东南互保”，拒绝执行对外宣战的命令。

在中外矛盾中，李鸿章的基本态度是求和，因为他认识到清政府无力抵御西方进攻，求和是为了争取和平环境以“自强”“求富”。但他也不排除使用武力，主张外交与自强相辅相成，选择战或和取决于何者更有利于清王朝。他并非无条件妥协，而是以战求和，代价不应超过战争的代价，中法战争即为例证。经他手签订的条约有三类：基本平等的、损失不大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屈辱条约。在谈判中他能争则争，签约前必请示清政府最高决策人，但也不能因此推卸其牺牲民族权利的责任。

李鸿章办洋务的目的是“借法以富强”，既有镇压人民起义的动机，也受屈辱外交的刺激，旨在抗衡西方侵略、维持清朝统治。作者指出，盛宣怀等洋务实干家的背后都有李鸿章的支持，这也是应当肯定李鸿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