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新论》第三十五节

民主思想在中国的酝酿已有数十年。从魏源等人称道美国议会制，到冯桂芬比较中西、洪仁玕主张学习西方“邦法”，进步思想家逐渐认识到中国专制制度不如西方。

民主思想在中国的酝酿已有数十年。从魏源等人称道美国议会制，到冯桂芬比较中西、洪仁玕主张学习西方“邦法”，进步思想家逐渐认识到中国专制制度不如西方。洋务运动的实践表明，封建专制与新的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1880年前后，郭嵩焘、郑观应等批评洋务派只学西方的“器用”而遗其民主政治之“体”，主张既要“学其用”也要“学其体”，即变专制为民主。

中法战争暴露了中国战败的根源不在军事而在腐朽的政治制度。战后，变专制为民主的思潮形成，思想家们多倾向采用英、日式君主立宪议院制，郑观应等更主张立即实行。然而清王朝拒不改革，反而自1885年后加强专制统治：海军衙门统一指挥权虽有必要，却更便于封建渗透；对官督商办企业由支持转为勒索，摧抑多于维持。政治改革的需要被倒行逆施所取代，最终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因引进西方科技、发展工商业而在中法战争中“不败”，初见成效；但违背了变专制为民主的政治要求，故甲午之败不可避免。

（第二篇）

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取决于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而这又取决于革命派纲领政策的正确程度及发动、组织群众的状况。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规律，但其特殊性在于：胜利之后为何迅速瓦解？这要从同盟会的纲领研究起。

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后发展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一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需要：既解决满汉民族矛盾，也解决人民与封建专制的矛盾，因而能发动资产阶级、广大人民乃至部分开明地主。“平均地权”主张核定地价、涨价归公，限制封建土地垄断，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在政治上对农民有号召力。因此，三民主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性质。

但同盟会纲领并未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规律。当时帝国主义已全面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清政府是其侵华工具，革命若不以驱逐帝国主义为首要任务，就不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同盟会《对外宣言》却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护外人既得权益，认敌作友，违反了人民利益。纲领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清要求，具有组织群众的可能性；又因对帝国主义的错误认识而瓦解了人民力量。因此，同盟会有推翻清政府的可能，却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其胜利有限而失败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