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新论》第四十五节

本节考察奕䜣的借师助剿及其洋务活动中的攘外准备。奕䜣认为借师助剿弊大于利，故其态度以能否维持清朝统治为度：仅许外兵防守海口，允许华尔的常胜军在江浙作战；待1864年清军胜局已定……

本节考察奕䜣的借师助剿及其洋务活动中的攘外准备。奕䜣认为借师助剿弊大于利，故其态度以能否维持清朝统治为度：仅许外兵防守海口，允许华尔的常胜军在江浙作战；待1864年清军胜局已定，便拒绝英方助剿，还斥责闽粤巡抚调洋兵的请求。

在“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方针下，奕䜣一面与列强和好，一面暗做御侮准备。1862年设京师同文馆，先办外语馆并派员出国考察，1866年又开设天文算学馆，招考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学习，并设“格外优奖”鼓励破格提拔。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以读孔孟、只购洋器、师敌忘仇三条反对，奕䜣逐一驳斥，但因最高统治者未全力支持，改革成效有限。另一准备是购买枪炮舰船和创办近代军用工业，奕䜣意在打破列强的武器与海上优势，为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奠基。这些活动兼有镇压起义与抵御外侮两重性，前者为主。

19世纪70年代起义渐平，奕䜣转向御侮：支持左宗棠收复伊犁，驳斥宋晋反对造船之说，筹建海军、倡办民用工业。1874年日本侵台，他派沈葆桢办台防并请沿海统筹设防，但李鸿章等畏战，他只得主张“兵端不可遽开”，签署对日不利条约。此事刺激他反思洋务“并无自强之实”，疾呼上下一心讲求自立御侮，并提出六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