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新论》第七十七节

本节论述了评判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准、治学的创新精神、经济理论对史学的作用，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本节论述了评判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准、治学的创新精神、经济理论对史学的作用，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作者提出，社会的前进或倒退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活动的结果，评判其作用好坏不能按阶级划分，而应以历史发展规律为准则：凡推动社会前进的就肯定，反之则否定，此即“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据此可区分“历史地位”与“历史学上地位”、当时的是非与历史学上的是非。历史地位是事件发生时的社会地位，当时人的看法各不相同；历史学则以历史唯物主义衡量是非。例如孙中山的主张符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故历史地位与历史学地位俱高；洪秀全的起义打击了清王朝，历史地位较高，但其取向不是中国所需的资本主义，定都南京后以专制取代专制，《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扼杀资本主义萌芽，故历史学地位较低。

作者认为做学问最根本的是创造性。客观世界复杂而有规律，人的认识没有穷尽，历史学作为研究往事的科学也必然不断发展，各专史均有创新问题。创新须“胆大而不妄为”，即不越过马克思主义界线。而科学性与创造性都有赖于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社会发展规律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经济规律，经济决定阶级、政治、文化等一切现象，掌握经济学才能知其所以然，从而在史学上提出创见。作者即因研读《资本论》，写出论文论证清政府军用工业具有资本主义性和进步性，进而重新评价洋务运动。

关于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作者主张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否则没有存在价值，但研究必须从历史本身出发，阐明历史规律；现实只起“启发”作用，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否则会按现实需要剪裁史料、牺牲科学。当研究结论与现实政治需要发生矛盾时，仍应服从科学。作者以自身经历为例：1958年讲授《天朝田亩制度》时，他按科学原则强调其平均主义会扼杀资本主义萌芽、破坏生产力，与当时人民公社的政治气氛不协调，同行提出质疑，他以“反动性”出自列宁、且自己未提及人民公社作答，得以平安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