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新论》第七十一节

本节针对《海瑞罢官》讨论中评价历史人物的两种极端倾向，以史可法为例展开论述。

本节针对《海瑞罢官》讨论中评价历史人物的两种极端倾向，以史可法为例展开论述。作者指出，评价历史人物须作阶级分析：统治阶级的爱国与妥协行为，同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和王朝统治这一阶级本质，只是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主次转换的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不同，不能因其阶级本质抹杀其客观上符合民族利益的抗敌之功，也不能因抗敌便称其为代表全民族；劳动人民的爱国则与之有本质差别，是彻底的抵抗派。

据此，作者把史可法在1644年三月至1645年四五月的关键时期分为两段。第一段，李自成入京、清军进占北京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史可法为保存明祚，于九月复信多尔衮，请求合师进讨农民军并许诺酬谢，又由他等建议派遣以陈洪范、左懋第为首的和谈使团赴京议和，提出割地岁币等条件，这是企图牺牲民族利益换取联清灭寇的妥协行动，不能因其未成事实而加以原谅；林父把求和碰壁的时间提前，冲淡了复书的软弱。第二段，十一月清兵南侵直接指向明朝，史可法转为坚决抗清。作者认为，这正是同一阶级本质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由此可评断史可法是民族英雄而非民族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