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新论》第七十九节

本节提出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分界，将110年近代史分为前后两段的“两段论”。

本节提出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分界，将110年近代史分为前后两段的“两段论”。作者认为，近代史的主线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酝酿与发展，近代化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化。他主张不再区分“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因为二者都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对立面，具有民族性，统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即可，且其力量并不微弱。

洋务运动奠定了初步经济基础，但变专制为民主的任务由戊戌维新派承担。戊戌变法首次把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提上实践日程，虽败却有划时代意义。此后52年间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日、解放战争等一系列运动，都是为实现戊戌开其端的民主与独立，最终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它，又不完全是它”——独立相同，民主模式不同，且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了准备。因此以戊戌为分段线最能体现历史规律，这与以五四运动划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并不矛盾，因为两段的社会性质、革命对象与动力、革命性质均相同，只有领导权之别，五四“至多只能作为革命史的分段线”。

作者继而阐述自己的史学观：把一切事件和人物置于历史长河规律中考察，不能只用阶级和阶级斗争概括历史。前进、光明并非被剥削者的专利，倒退、黑暗也非统治者独占，二者共同活动才构成历史，应以各自作用的好坏论定。他提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在一定条件下统治者也属人民群众，评价人物不以阶级划线而以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论是非。据此，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兴办近代工商业是顺应历史之举。历史学必须研究人物，因为社会规律由千千万万人的意志和活动形成，却又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应重点研究政治家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和思想家经过加工的思想，看其对规律起促进还是促退作用。作者研究盛宣怀数十年，即本于此，意在“明辨是非，以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