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新论》第七十六节

1896至1900年间，中国面临被瓜分危机，郑观应于1900年刊行《盛世危言》修订本，名义上由十四卷改为八卷但篇数增加。

1896至1900年间，中国面临被瓜分危机，郑观应于1900年刊行《盛世危言》修订本，名义上由十四卷改为八卷但篇数增加。增改内容主要有两点新发展：发展经济技术以求富强的迫切感更为鲜明，实行议院制极为紧迫，他斥责“不能即设议院”的说法为寻常之见，并将《议院》篇从第二十七篇提前至第二、三篇。《盛世危言》版本的变化既反映客观形势变化，也反映郑观应思想变化。1900年后该书再无新版本，但其思想变化反映在其他作品中，大多收编于1921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后编》；若说《盛世危言》主要反映其思想，《盛世危言后编》则主要是他大半生社会实践的记录。

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提出新论点。第一，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既有对立也有联系：二者在“师夷长技”上有共同性，太平天国较早学习使用西洋武器打击清王朝，洋务派也以此打击太平天国；二者都在促进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发展上起作用，太平天国的利商政策提高了商品率、松懈了封建关系，洋务运动则揿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电钮。第二，多数与会者同意洋务派“反动的目的导致进步因素产生”的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技，促进新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并有抵制外国侵略、抵御外侮的作用。达成共识的原因是评价方法论趋于一致，将政治标准与经济发展标准结合。第三，不少同志不同意甲午战败标志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观点，认为其失败包含成功因素，为戊戌变法准备了条件，破产只是清政府政治的破产。讨论会还涉及洋务运动范围界定、清政府妥协外交责任等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且对洋务企业的微观研究尚不充分。

《洋务运动史》是国内第一部以“洋务运动史”命名的系统著作，从1963年拟提纲到1992年定稿历经30年。作者夏东元原从事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教学，1956年转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选定洋务运动为重点，将经济学与史学相结合。本书特点有三：一是肯定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认为“两害取轻”仅是起步，更重要的是它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二是突出其发展过程的进步性，论证19世纪70年代后洋务派从制内为主转为御外侮为主，取得中法战争军事上的“不败”，但因政治腐败签订屈辱条约而“败”；三是论述经济与政治矛盾加剧，洋务派未进行民主改革反而加强专制，导致甲午战败。本书将洋务运动下限定于1901年总理衙门撤销，结论是洋务运动“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兴起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