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第一百六十六节

卡尼曼的研究显示，对美国妇女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并非收入、工作压力或婚姻状况，而是她们的伙伴；最愉快的活动是做爱和社交，最不愉快的是通勤和工作本身。

卡尼曼的研究显示，对美国妇女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并非收入、工作压力或婚姻状况，而是她们的伙伴；最愉快的活动是做爱和社交，最不愉快的是通勤和工作本身。他建议人们多与令自己愉快的人相处，或积极改善与周围所有人的关系。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是幸福感和成就感的主要源泉，情绪传染决定了我们相当一部分情绪来自与他人的交流。婚姻专家约翰·高特曼发现美满婚姻中快乐与矛盾的比例约为5∶1，这一比例或可作为衡量所有人际关系的标准；比例反转则需修补关系，而非终止交往。马丁·布伯警告现代社会“我和它”的物体化倾向正腐蚀生活质量，乔治·赫伯特·米德则提出“社交自我”概念，主张社会发展目标应是更完美的社交商与和谐关系。社会神经学的新发现既可能被善意应用，也可能被别有用心者扭曲，但其有益影响已开始显现：可培训医学生和治疗师提升同理心，可用无线生理监测系统随时追踪病人状态。对公共机构也应重新思考，如为慢性病患者提供社交支持、为老人建立混龄共同居所、帮助犯人重建良性交往；领导者需意识到自己为机构情感氛围定调。不丹将“国民幸福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并列为权威指标，越来越多经济学家也开始质疑消费越多幸福感越强的假设，转而关注人际关系满意度与生活目标。卡尼曼指出经济利益与幸福感无直接联系，除非是从赤贫到能维持生计的转变。阿尔文·温伯格反思“技术上的解决办法”，认为科技使人际交流减少，应关注家庭、社区和社会责任感，并提出应改革经济体制使其更富人情味，把资金投入公共事业；保罗·法默则谴责经济体制造成的“结构性暴行”，主张把卫生保健作为基本人权。而现行经济理论很少考虑普通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