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集》第二百六十一节

作者不认同“青年作家因道德病态而文学激增”的说法，认为青年以“什么都不承认”自居，若出于真正力量尚可敬佩，但若借不守语言规范、直写肉体冲动来轻松写诗，便是廉价的怯懦。

作者不认同“青年作家因道德病态而文学激增”的说法，认为青年以“什么都不承认”自居，若出于真正力量尚可敬佩，但若借不守语言规范、直写肉体冲动来轻松写诗，便是廉价的怯懦。

文学的本质是个别的：凡在作品中被独特、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人与物都是个别，其价值来自想象力与创造力赋予的永恒个性，而非财富、地位等类别标签。社会惯于按种姓、阶级等类别区分人，旧式高雅文学也把个别淹没在类型化的套语里；而科学与历史处理类别，文学只承认个别，以类别论高下是对个人的侮辱。作者以《摩诃婆罗多》作者毗耶娑、中国画受印度佛教影响等为例，说明艺术女神不问血统与外来影响；国粹派以“纯粹国货”排斥外来成分是盲目高傲，领受外来文明不是剽窃，欧洲影响下的觉醒（如萨拉特的小说）证明的是天才的生命力。评论者以“女性类别”衡量小说《纠纷》中的古默德妮也是类别思维，她受尊敬正因她是独一无二的个人。最后，作者指出文学创作是不可拆解测量的完整体，分析式体系无助于创作，文学须以完整观点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