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规则》第二十六节：看宝万之争，说公司自由

宝万之争引出一个问题：公司章程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公司法》的规定。

宝万之争引出一个问题：公司章程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公司法》的规定。本文讨论的是公司"应该"有多自由，仅指制定章程的自由，以上市公司为原型。

股东对公司的财产只有间接控制：不能直接变卖、抵押厂房机器，也不能挪用现金，只能通过选择经营管理者来影响公司。公司本质上是一群合同的组合，章程确定要素提供者（尤其是股东）的权利义务，公司法如同合同法，提供默认规则，当事人可自行改变或排除，这就是"公司法的合同主义"。IPO 后公司向不特定公众募资，章程如同格式合同，由一方拟定、另一方选择接受；市场竞争会推动创始人设计最能吸引投资人的治理结构。

公司法仍需强制性规则划定边界。事前性强制规则指上市前也不许章程改变的规则，包括有限责任（否则投资份额难以流动，资本市场无从形成）和管理层忠实义务（可事先明确例外，但不能笼统豁免）。事后性强制规则允许上市前经章程改变、上市后禁止改变，理由是股东面临集体行动困境：信息搜集成本高而收益分散导致冷漠，私人利益又造成囚徒困境，管理层可能借章程修改塞入损害股东的条款。司法审查（如美国特拉华州"双叉测试"）是抑制机会主义的手段。公司自由的前提是充分披露，规范信息披露的证券法必须具有强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