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作品集》第六十七节

杜南特30岁出头时在意大利索尔弗利诺战场目睹数千名奥法两国伤兵无人救治，他组织村中妇女和路过的英国人看护伤员，随后返回日内瓦写下《回忆录》，于1862年出版，使自己成为道德名人。

杜南特30岁出头时在意大利索尔弗利诺战场目睹数千名奥法两国伤兵无人救治，他组织村中妇女和路过的英国人看护伤员，随后返回日内瓦写下《回忆录》，于1862年出版，使自己成为道德名人。他游历欧洲各国首都推动建立战时救护伤员的国际协定，虽遭南丁格尔拒绝，仍促成1863年日内瓦五人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身）成立。1864年瑞士政府召集16国代表开会，会上确定了红底白十字的红十字标志，三周后12国签署首个《日内瓦公约》，确立医院、救护车和医疗人员中立化及敌方士兵享有同等医疗待遇的原则，但没有处罚和实施机制。

这一公约诞生于战争日趋野蛮的背景之下：加特林机枪开启机械化屠杀，摄影、电报和战地记者拉近了公众与战场的距离。它也是对旧制度战争准则的挽救——1789年民主革命后的大众征兵制使统治者不再顾惜士兵生命，战场救护反而落后于战术革新；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后，普通士兵应受尊重、单独安葬的观念才逐渐普及。杜南特本人并非和平主义者，他承认战争不可避免，同时主张必须缓和其残酷。1870年普法战争中公约首次经受考验，暴露出执行乏力，杜南特因生意失败陷入贫困，辞去委员职务，隐居23年，1901年获首届诺贝尔和平奖并将奖金捐出，1910年去世。此后各国纷纷建立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成为世界最大人道主义组织；《圣彼得堡宣言》《海牙公约》等进一步确立战争规则，使"文明化战争"成为1914年前欧洲的文化信条。而克劳塞维茨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否定战争可被国际公约教化，认为武力很少受国际法和惯例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