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作品集》第五十八节

五年后，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把“微小差异的自恋”从性别扩展到群体差异。

五年后，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把“微小差异的自恋”从性别扩展到群体差异。他指出，即使在亲友之间，敌意也会与亲情竞争；群体间关系越亲近，敌意反而可能越强。作者认为弗洛伊德把民族、性别这类差异与阶层、国籍等差异分出轻重是错误的：差异本身是中性的，只有当它成为特权和压迫的基础时才变得重要，权势是把微小变成重大的载体。但从内部看，外部人眼中微小的差异，往往被群体用来做自我界定，因而显得重大。群体间差异越不明显，双方越要把差异渲染得不容置疑；维持群体团结的攻击性不仅对外，也对内，个体必须压制个性和与他人的共同记忆，付出心理代价。

由此可以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自恋：民族主义者把语言、习惯、历史等中性事实改造成叙事，创造出传统和光荣的过去，把微小差异转化为重大差异，从中看到自己被抬高的形象。这种自恋性的自尊依赖并加剧不宽容，对理性争论反应迟钝。自恋者看他人只是为了确认差异，然后收回目光注视自己，没有真正接触。神话中的那喀索斯就是原型。作者以南斯拉夫为例：战士们曾认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没有不同，但暴力开始前，双方媒体已把对方描绘成禽兽畜生，人们必须先烧毁彼此的联系与认同，才能对邻居施暴。作者反驳亨廷顿把巴尔干冲突归因于天主教与东正教根本差异的观点：五十年共产主义世俗化已侵蚀宗教，武装分子打仗为的是保护家人而非信仰，宗教符号的使用虚伪浅薄。正因为宗教差异在消失，才引发被夸大的自卫式暴力。幸存者常惊讶于共同生活为何迅速被毁，但抽象的人道主义可以与对邻人的憎恨并存。作者最后指出，“微小差异的自恋”不是解释性理论，而是启发式词组，它提示民族身份具有刻意性、幻想性和高度可塑性——民族不是皮肤，而是可以不断重绘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