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作品集》第六十六节

19世纪的帝国统治（如库尔茨在丛林中所做）曾有一种逻辑：无法自我统治的人们或许能服从陌生人的统治。

19世纪的帝国统治（如库尔茨在丛林中所做）曾有一种逻辑：无法自我统治的人们或许能服从陌生人的统治。但民族主义与自决信念兴起后，这一逻辑失效了。当自决失败、内战或饥荒摧毁政体时，最需要的是国家本身，而这恰恰是外界无法给予的。尽管有大量非政府组织愿意提供援助，但这些国家无力约束暴力，人道主义善意往往付诸东流。有人提议恢复联合国托管制度，但国际社会缺乏耐心，当地人也难以忍受陌生人统治，最终可能留下同样分裂失败的国家。

作者从康拉德式反讽的视角审视干预行动，指出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之间的道德联系十分脆弱。帝国时代曾提供一种介入危险地带的准则，随着帝国消逝，北方世界越来越没有理由关注周边不稳定国家。全球化与混乱两种叙事并未连接，经济利益也难以将发达世界与边缘世界联系起来。人道主义革命倡导普世人权与相互依存，却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利益日益分离的历史趋势相悖。波斯尼亚的悲剧未能激发普遍愤怒，并非因为人们缺乏怜悯，而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的安全与我们的安全是分隔的，火花绝不会跳到我们自己的屋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