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作品集》第五十三节

本节论述了怜悯机制、人类同一性神话与电视媒介在现代道德中的角色。

本节论述了怜悯机制、人类同一性神话与电视媒介在现代道德中的角色。

作者指出，电视在报道埃塞俄比亚饥荒时，并未压制对饥荒结构性原因的分析，而是如实呈现了其复杂的矛盾：既包含道德移情，也混合了遗忘、傲慢与负罪感。所谓建立在距离之上的“人类同一性”神话本身是暧昧的，它掩盖了观看者自身道德的不一致，而完全基于共同经历的团结只可能存在于相同阶级之间。与19世纪基于自由贸易和进步信念的乐观人道主义不同，20世纪的普世主义源于对人类作恶能力的恐惧，其基础是亚美尼亚、奥斯维辛、广岛等一系列大屠杀与全面战争带来的反人类罪行经验。

饥荒和大屠杀将不同身份的个体研磨成同质的受害者，剥夺了他们的社会关系，使其丧失了特定的道德观众。因此，人类手足情谊成为一种在其他社会关系被粉碎后才起作用的、来自陌生人的剩余道德义务，它是历史造就的必需品，虽是第二位的要求，却不可或缺。

最后，电视也是一种新的政治工具。它支撑起一种以全人类而非特定国家为目标的“物种政治”，使大赦国际、乐施会等非政府组织能绕过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并动员世界公共舆论，迫使各国政府关注其人权行为的公共关系成本。这种政治是一种拒绝为罪行辩护、拒绝区分受害者的反政治，而电视正适合将政治修辞与其造成的后果并置，其道德核心在于只关注受害者，做传递坏消息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