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幽灵》第四十二节

本节评述了1949年后几种文学史对陶渊明的评价模式及其变迁。

本节评述了1949年后几种文学史对陶渊明的评价模式及其变迁。李长之《陶渊明传论》受政治氛围影响，以阶级斗争眼光把陶渊明塑造为人民的代言人，视其退隐为赌气无奈，这种偏颇的论著在日本学界亦有影响。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标题标举“伟大的诗人”，肯定其与统治决裂、参加劳动、以“金刚怒目式”姿态揭露黑暗，同时批判其安贫乐道、与世无争等消极思想；这一模式成为教科书编撰的潜规则，文革时期更走向极端，学者逯钦立也在压力下全盘否定陶渊明。20世纪末的两部文学史出现新变：《中华文学通史》以“田园诗人陶渊明”立目，剔除极左色彩，回归五四以来的通识；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转换尺度，以“能否感动读者”和人性发展为评价标准，从社会学转向主体论美学，虽与陶渊明的老庄思想、社会退步论相抵触，具体论述却表现出宽容与理解。作者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与人类本性演进史中探寻陶渊明的精神价值，可能成为其接受史的新拐点。陶渊明卒于公元427年，身后历代和陶、仿陶之作数不胜数，其任真率性、清贫高洁的自然精神始终滋养着中国文学与文化，至今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