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第六十三节

本节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

本节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该事业源于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研究，70年代末后采取兼容并蓄的“大口袋”方针，形成自然观、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与STS研究三大块。1979年复刊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倡导以新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现代科学成就无法纳入传统框架，唯物主义应随科学发展改变形式。1981至1982年，围绕“一分为二”等命题的讨论在学界激起反响，但论者观点分歧，且这种以自然科学检验哲学真理的做法混淆了层次，须转向科学哲学研究。80年代初的认识论研究借控制论、信息论等新概念修补传统模式，属简单类比；此后对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讨论成为认识论走向开放的关键，也由此大规模引入西方科学哲学。

其后进入全方位吸收与剪裁外来成果的阶段：认识上，从内部完善科学世界图景、方法论与科学精神，外部则把科学技术置于经济文化互动的大系统，形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1980年起，人们认识到科技须并入经济过程才能促进现代化，“科学学”演化为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为决策服务的“软科学”，并推动了政策科学与信息咨询业发展，也克服了早期的“专家治国论”倾向。不过中国当时的“软科学”边界不清，实为有目标而无独立手段的综合性研究，需多学科引进。理论与实践共同推动了引进运动，其特点为围绕现代化主题、时效性强、多边缘与交叉学科，难免混入不成熟者乃至伪科学。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等书被迅速抢译并风行一时，奈斯比特《大趋势》亦多次印刷，而更专业的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则主要流行于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