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三十七节

本节包含三部分内容。首先，作者描述了外国人在华不能置地贸易的工业城镇，指出这类城镇多为近十年、尤其是战后兴起。

本节包含三部分内容。

首先，作者描述了外国人在华不能置地贸易的工业城镇，指出这类城镇多为近十年、尤其是战后兴起。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对立类型：一种由一个家族的两兄弟主导，其兄长曾试图改造清王朝，受挫后回乡独自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正规棉纺厂和学校，将工业创新与儒家家长制结合，使当地成为道路、学校、福利俱全的模范，但代价是女童辍学、女工入厂；另一种则是缺乏规划的竞争发展模式，虽混乱却更有活力，被激进青年视为比仁慈独裁更有前途。作者进而提出中国工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重蹈英美日的覆辙，直至引发阶级斗争，还是借鉴他国经验实现人性化发展？目前迹象并不乐观——无任何工厂法规，童工每日劳作十四小时，而企业利润丰厚。作者认为，中国对现代生产机制的长期拒绝，或许是一种社会本能，意在等待社会能够掌控工业革命而非被其奴役之时。

其次，作者在致考尔·缀斯代尔上校的信中回答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是否存在。他以自己一年半走访九省、与激进师生密切接触的见闻为据，断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学生普遍反对旧体制与家庭秩序，观念激进，自称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欢迎俄国革命，但这些思想源于国内政局腐败与亲日内阁的刺激，是理智与情感上的狂热而非实践运动，且与俄国无关。他举例说，被捕的“布尔什维克”实为无政府主义者。从社会基础看，保守的农民占人口九成，工业刚起步且仅限于少数城市，工会关心的只是工资，因此不具备社会革命的条件。知识阶层虽激进却人数少、影响小、缺乏组织。作者判断，即便发生政治剧变，也只是重做1911年革命未竟之事，不会很快到来。

最后，作者回应赫尔本先生来信所提问题，指出中国在欧洲意义上并非一个国家，地域与语言高度多样，缺乏政治自我意识——他举了一个邻村学生劝说村民抵制日货、村民却自认“乡下人”而不予理会的例子。但作者强调，不能仅凭这些事实推断中国未来，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中，违背国家利益的政客迟早会被赶下台；同样，也不能因巴黎和会期间数千封抗议电报或亲日内阁的存在，就断定存在持续有影响力的少数派——这样的强势少数派只可能在危机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