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四百六十二节

本节指出，关于人性构成的传统争论（如利己与利他）脱离了具体情境，忽视了人性因素如何在文化条件作用下被激发或抑制。

本节指出，关于人性构成的传统争论（如利己与利他）脱离了具体情境，忽视了人性因素如何在文化条件作用下被激发或抑制。历史上，这类人性论常被不同群体挪用以服务其政治目的，看似心理学的结论实为政治信条的反映。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卢梭强调人性本善、文化导致败坏，康德等人则主张历史是文化升华动物性的过程；德国国家主义进一步将文化优越性与统治正当性挂钩，把自由视为需服从更高法则才能实现的产物，这些观念影响了极权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等社会哲学。

人类学研究和自然科学方法表明，用抽象的“力量”（如权力欲）解释社会现象是前科学的，这些“力量”只是所要解释现象的副本。应研究人性构成因素与特定文化因素的具体相互作用方式，因为同一社会中人们对制度的赞同或反对（保守、激进等差异）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个体与社会对立的原因。传统提问方式的谬误在于把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成了原因。

因此，讨论自由问题必须考察科学、艺术、道德、教育等具体文化条件中何者促进或阻碍人性发展，并找出个体自由的合适条件。这告诫我们：民主不会自动维持，仅靠遵守宪法条款不足以保护民主；极权因素并非别处独有，它依赖人性中被唤起的恐惧、服从习惯、民族主义及对新奇的爱好等要素，包括从参与创造性活动中获得的满足感。仅以憎恨代替理解，会使人对自身同类的危险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