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四百七十节

少数人具备一种“无利害”的科学探究精神：愿意悬置判断、随证据改变结论、把观念当作待检验的假设，并乐于探索新问题。

少数人具备一种“无利害”的科学探究精神：愿意悬置判断、随证据改变结论、把观念当作待检验的假设，并乐于探索新问题。然而这些特征都与人的天性相悖——人厌恶不确定，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猜测会变成意见，意见会固化为教条；对未知与变化的恐惧，加上培根所说的种种假象，使人们抗拒质疑，宗教、法律和习俗一旦成为习惯便不容置疑。科学能造就这种新的精神面貌，本身已证明它能塑造欲望和目的，而不仅是实现既有欲望的工具。

只有少数人受科学态度影响，而多数人靠习惯、偶然、宣传和阶级偏见形成信念，这是文化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直接关系民主的命运。出版物本是推进民主的工具，如今却可能制造虚假舆论；消极的免疫措施不足为凭，科学态度的广泛传播才是抵御宣传、形成明智公意的唯一保证。这个问题同时是经济问题（出版手段的金融与资本集中）、教育问题（学校灌输现成知识，压制好奇心与探究能力）、艺术问题（观念须有想象与情感的诉求，需把非理性要素与理智统一）、道德与宗教问题（宗教历史上常维护不受检验的教条，其衰落留下的权威真空易被极权填补），最终归结为个体的选择与行动。

科学界还处于一种类似修道院的社会隐居状态：外部曾受命令与迫害，内部则因极端专门化和维护“纯粹性”的自保策略而与社会实践隔绝。科学界人士应把传播科学态度视为一种社会责任，放弃科学应远离一切社会利益、唯有如此才神圣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