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四百六十八节

民主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它把最大的责任压在最大多数人身上，过程中难免有倒退和偏差，但其长期力量正来自人的潜能一旦受压制便会起来反抗。

民主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它把最大的责任压在最大多数人身上，过程中难免有倒退和偏差，但其长期力量正来自人的潜能一旦受压制便会起来反抗。美国民主奠基者把自治看作实现人性充分发展的手段，如今知识条件已变，坚持民主信仰者须以符合当代文化的方式重申民主具有内在道德性质，即民主是一种为个人行动提供道德标准的生活方式。

启蒙时期相信科学进步会驱除愚昧、产生自由制度，但自然科学在生产和流通中的技术应用导致资本集中、股份公司兴起，还为独裁者提供了控制意见的有效手段，极权国家因此首次宣称其基础是被统治者主动同意。早期为民主辩护的观点遭到反击：民主被说成数字游戏，极权国家反而具有道德上的意见一致。

有主张认为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支配了科学探究，造成智识迷茫和道德混沌；由此引出科学的社会后果问题——社会主义者要求对产业的社会控制，是否也须对科学探索进行公共管控，而这是否会扼杀科学自由。俄国主张科学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方向由统治阶级利益决定，纳粹德国和莫斯科分别判定种族学说与孟德尔主义的真伪，意见管控的氛围普遍影响学术活动。根本问题在于：没有信念共识，民主社会能否存在？科学界人士被指责对社会后果不负责任——近百年自然科学的方向直接或间接由追求私人利益的产业需要设定，政府则资助能提高国家力量的探索，工业在现代生活中的关键地位也使研究者心理上倾向于关注生产和分配问题。注意力并非均匀投向自然，舆论气候决定了科学活动的方向，正如物理气候决定农活。战时组织科学界援助国家，使原本隐蔽的倾向凸显出来，极权国家对科学的公开控制不过是这一倾向的巅峰。科学界自己声称科学对目的与价值中立、只提供手段，这反而在不知不觉中加强了直接控制科学的要求。公众对科学的尊重主要来自科学帮助人们获得想要的东西，罗素举例说明科学结论的威望来自其实际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