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四百六十六节

本节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各时代关于人性的流行看法源于该时代的社会潮流；二是引证人性无法解释社会事件或指导政策，其意义在于道德评价而非心理事实。

本节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各时代关于人性的流行看法源于该时代的社会潮流；二是引证人性无法解释社会事件或指导政策，其意义在于道德评价而非心理事实。把社会问题归因于人性构造，是社会弊病的根源，它重蹈了17世纪前自然科学的覆辙——用一般化力量来“解释”事件。科学只有转向考察具体变化间的相互关系才得以发展；社会理论若停留在一般化词语上，只会产生理解的幻象，使意见滋生争吵，且无法获得控制事物的手段。本为解释事件的理论常被用来为政策辩护，如马克思主义、功利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论，当事实与信条冲突时，人们反而寻找借口以保全原则。

作者以反对企业社会控制的理论为例：该论把资本主义与民主说成不可分，用“创造力、独立、进取心”等含混的人性概念遮蔽对具体事件的观察，使问题停留在意见领域，形成“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事业”本是中性词，一旦成为人性颂词便脱离了观察。社会问题本由特定时空条件决定，却被人当作可绝对确定之事，最终只能诉诸强力裁决。英国激进派以利己与同情两种人性要素论证政府与自由；19世纪德国的有机唯心主义则借其薄弱处起而反对，把法国大革命视为把权威置于无约束之地的后果，转而以绝对精神、国家和历史来调和自由与权威，为当代极权主义提供了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