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五十六节

苏轼对高丽的交往并无民族偏见。元丰八年高丽僧统义天来华巡礼，苏轼作诗热情肯定其西来求法。

苏轼对高丽的交往并无民族偏见。元丰八年高丽僧统义天来华巡礼，苏轼作诗热情肯定其西来求法。宋廷曾拟派苏轼出使高丽未成，他在给友人林希的信中，对林获得此差遣深表向往，对未能由自己出使深感遗憾；相比之下，林希因占卜畏惧出海风浪而辞命，可见苏轼文化心态的开拓外倾。因此，苏轼的高丽观应兼顾两面：政治军事外交上确有偏颇，文化交往上则称友善。

要理解其偏颇缘由，须从宋、辽、丽三国鼎峙的外交格局着眼。高丽自995年起受辽朝册封、与宋隔海相望，苏轼据此在奏议中判断高丽必听命于契丹、为辽所用，这是他主张疏远高丽的基本估计。而这一估计的背景，是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派推行的“联丽制辽”国策：神宗恢复宋丽邦交后提高接待规格、厚赐丽使、建造巨舰，意在借高丽牵制契丹；王安石亦力主对契丹强硬。与此相反，苏轼由早年主张用兵转为“以言兵为戒”，在《东坡志林》中直言宋朝通好高丽以牵制北虏是错误的，苏辙也批评此举无益。苏轼虽非旧党首领，却常充当旧党主要代言人，在高丽问题上是反对者中言论最系统、态度最鲜明的一位。

元祐年间，反对者渐多且不限于旧党，原因是“联丽制辽”推行多年，宋丽军事联盟始终未成，政治军事上得益甚微，仅在书籍、音乐、医药和贸易上有收获，而回赐费用巨大。曾巩早在元丰二年就主张辞让丽使馈赠，未被采纳；元丰八年鲜于侁上书请求只许互市，礼数已开始削减。苏轼元祐四、八年的六篇奏议，正是对十六七年“联丽制辽”利弊的反思；苏辙也感叹朝廷劳费不赀而所获甚少，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