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二十节

本节比较苏轼、辛弃疾在贬退时期对"闲适"的体悟及对陶渊明的师法，指出二人出发点与内涵的差异。

本节比较苏轼、辛弃疾在贬退时期对"闲适"的体悟及对陶渊明的师法，指出二人出发点与内涵的差异。

关于闲适：辛弃疾从带湖到瓢泉，悲愤日重，借庄子相对主义取消用舍行藏之别，认为"闲人"方有至乐。看似与苏轼"闲者便是主人"同调，实则不同。辛《鹧鸪天·博山寺作》以"味无味""材不材""宁作我""岂其卿"四典故表明归隐之志，但"宁作我"不出儒家道德人格范畴，"岂其卿"背后仍企求功名，其终极心事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苏轼追求的则是自然人格，在《闲轩记》中批评刻意求闲，认为真闲是性灵的自然获得，不容丝毫求名之念。他和陶诗《归园田居》写在贬地"樊笼"中与物相融、自适其适，"江山为我所役"，突出自然人格中自主选择的一面，其"适"是达者之适。

关于师陶：苏、辛皆推崇陶渊明，苏自黄州起大量咏陶，贬岭海后追和全部陶诗；辛亦自称"陶县令是吾师"，废退时读陶不释手。苏轼深化陶的归向自然精神，强调其真率自然，以"任真"为理想人格典范，并首次正确评赏陶诗"外枯中膏、似淡实美"的艺术特征，推为古今诗人之冠；同时淡化陶"金刚怒目"的一面，和诗改写精卫、三良、荆轲等篇，代之以顺应自然之旨。辛弃疾则以诸葛亮、谢安比陶，发挥其豪健一面。陶的文化性格本兼平淡与豪健，后世塑成"高士"与"节士"两种形象，苏、辛各师所师，前者所师为"高士"，后者所师为"节士""豪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