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五十五节

本节分析苏轼反对宋朝亲高丽政策的理由及其成因。苏轼在元祐年间两次上书，从财政、军事、外交三方面提出七条理由，反对与高丽通好。

本节分析苏轼反对宋朝亲高丽政策的理由及其成因。

苏轼在元祐年间两次上书，从财政、军事、外交三方面提出七条理由，反对与高丽通好。作者逐条考辨：接待费用巨大确属实情，苏轼在杭州亲历其事，且见密、海二州因建高丽亭馆致百姓逃亡；但称高丽贡品全是无用玩物则与礼单记载及他本人受赠的事实不符。禁书外流以防失密，宋辽间本有先例；高丽使团图绘山川、窥探虚实，苏辙及《梦溪笔谈》均有旁证；至于高丽将宋廷赐物分送契丹，仅属传闻，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总体而言，这些理由多出于所闻而未得确证，偏于猜忌。

作者进而探讨其偏颇态度的成因。其一，不能归咎于苏轼了解不深：他历任登州、杭州、密州等与高丽通航之地的地方官，关注市舶事务，信息渠道并不闭塞。其二，也不能仅归于“华夏意识”：这种华夷之辨、尊王攘夷的思想是宋代士人的普遍时代氛围，用以弥补军事外交上的屈辱感，苏轼亦不能超越，但其言论中确有贬损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