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十三节

苏轼学术思想的一个核心是崇尚人情、肯定人欲。他在早年《中庸论》《礼以养人为本论》等文中反复强调，情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具有正当性；圣人之道的本源就在人情之中……

苏轼学术思想的一个核心是崇尚人情、肯定人欲。他在早年《中庸论》《礼以养人为本论》等文中反复强调，情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具有正当性；圣人之道的本源就在人情之中，礼也须顺应人情而定，凡是人情所安而有节制的都合乎礼。这便把神圣的圣人之道拉回到普通人的自然生活。这种人性论具有很强的实践品格，贯穿于苏轼一生的行事与创作之中。他无论在朝为官还是贬谪蛮荒，都珍视生命存在，追求精神自由，崇尚本真自然。正因如此，他对不少政敌如司马光、王安石、刘安世都给予人格上的敬重，唯独对程颐疾之如仇，原因即在于程颐的道学禁锢人性。洛学中的消极成分后来被假道学恶性推演，苏轼在程朱理学形成初期便超前地成为反伪道学的先驱。保持真率个性、追求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与文学观的核心，也促成了苏门崇尚自由的门风。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颇为复杂。熙宁变法时期二人是势不两立的政敌，元丰末年重聚后却相逢一笑泯恩仇，彼此推重。但到元祐时期，苏轼及其门人又掀起批判王氏新学的热潮。王安石新学有其历史价值，早在《三经新义》之前已初步形成格局。然而他主张“一道德以同俗”，熙宁年间借助行政权力设经义局重训经义，使《三经新义》成为取士标准，独行于世六十年，窒息了自由讨论的风气。苏轼早在熙宁初年即对新学穿凿附会不满，曾讥讽《字说》的荒谬解释。元祐元年，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尖锐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以“黄茅白苇”“脱椠”为喻，指出强求一律导致文章雷同、学术凋敝，并期望黄庭坚、秦观等人起而矫之。陈师道也深致不满，以“模画手”“转般仓”讥评王氏门人，并在诗中盼望二苏以重药医治新学之弊。毛滂则从士风堕落、奔名逐利的角度批评王学风靡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