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二十六节

本节论述苏轼元祐时期改变对新法态度的原因及其政治诗的思想价值。

本节论述苏轼元祐时期改变对新法态度的原因及其政治诗的思想价值。

苏轼本与王安石在新法根本目的上无大分歧。十六年推行中他多任地方官，常借新法便民，逐渐认识到新法意在裁抑豪强兼并。元祐元年他致信滕元发，承认过去反对新法出于偏见、所言多误，并肯定神宗朝新法的成效，因此主张对新法衡量利害、择善而用，反对司马光一概废弃。

苏轼态度的转化还与宋朝统治政策及个人经历有关。宋朝以文驭武、培植对立派系、纵容谏官牵制大臣，苏轼自幼崇拜范滂，制举入第三等，以直言极谏自负，故与各朝宰相常处对立，实为这种统治术的工具与牺牲品。其政治立场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不能归结为个人动机，"四人帮"斥其为"投机派"属不实之词。

苏轼社会政治诗虽比重不大，却敢于揭露弊病、反映民生疾苦，如对比贫富悬殊、谴责横征暴敛，晚年《荔枝叹》更借古讽今，指斥当朝贡茶贡花的权臣。"乌臺诗案"所列罪证多与新法无关，系罗织构陷，如《看潮》诗本写禁止弄潮，却被诬为攻击水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