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二十九节

作者认为第十九封信作于哲宗即位初，是判断苏轼哲宗朝政治态度的可靠材料。

作者认为第十九封信作于哲宗即位初，是判断苏轼哲宗朝政治态度的可靠材料。信中苏轼向好友滕达道坦言，当年反对新法出于偏见，所言多有差错；但也不会变节投靠变法派，只是不应再一味反对下去。作者据此认为，苏轼对新法的态度确有改变，但只是部分改变。

研究这一问题需先鉴别材料。苏轼言论常前后抵牾，须分清哪些是真情、哪些是官样文章。如他代朝廷草拟贬斥吕惠卿的敕令，措辞激烈，但那是顺应当时朝野声讨的形势，不足以证明他全盘反对新法。

其次要联系当时政局。旧党上台后陆续废除各项新法，阻力不大，苏轼反对青苗法等并不突出；而废弃免役法却引发激烈论争，成为政治分野的焦点。苏轼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中肯定新法在驭吏、理财、备边上的作用，并与司马光就免役法存废反复争辩，指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主张免役法如募兵制，利大于弊。他还在详定役法局坚持己见，不惜与司马光闹翻，作出政治牺牲。范纯仁、苏辙等人也反对罢废免役法，形成旧党中的离异势力。因此，苏轼当时的基本倾向是维护某些新法，反对新法只居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