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三十五节

鍾嶸《詩品序》区分歌唱之律与讽读之律，苏词追求的正是后者，这契合当时词与音乐初步分离的形势。

鍾嶸《詩品序》区分歌唱之律与讽读之律，苏词追求的正是后者，这契合当时词与音乐初步分离的形势。词在脱离音乐后趋于诗律化，以平仄交替为基础，又借长短句式、韵位疏密等形成谐婉的音律。苏轼于此贡献突出：《江城子》九首全用律句且平仄一致，守律谨严；两首《洞仙歌》句式平仄基本相同，韵脚全用去声，领字亦用去声，声情融为一体；《满江红》《念奴娇》《雨中花慢》等则有意改用单式平仄律或先拗后谐的安排，造成特殊的吟诵腔调。后世词谱多以苏词为词牌实例。

苏词革新代表诗词合流与词乐分离两大趋势，二者统一：内容革新必然导致体制变革，使词成为新型格律诗。歌唱兼有音乐与文学因素，二者难以完全契合，托尔斯泰即指出了这种内在矛盾。按谱填词属先乐后辞，限制过严，且北宋时已多声辞相违，乐师只重节奏音律而不重文辞，南宋更甚。北宋以来王安石、王灼、朱熹等人先后批评这种倒置的作词方式，主张诗先于乐，朱熹更直言乐是诗之末，为词脱离音乐而独立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