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二十八节

本节围绕苏轼《与滕达道》第十九封信的系年问题展开考辨。苏轼在黄州时曾赴途中欲与滕达道面叙养生之术未果；而第十九封信意在劝滕勿再非议新法。

本节围绕苏轼《与滕达道》第十九封信的系年问题展开考辨。苏轼在黄州时曾赴途中欲与滕达道面叙养生之术未果；而第十九封信意在劝滕勿再非议新法。作者指出，元丰六年时政局已趋平静、滕达道因牵连谋反案处境危殆，不会论说新法异同，故此信不可能作于其时；元丰八年夏则正值元祐更化前夕，旧党酝酿废新法、新党抵制，滕以敢言著称，苏轼劝其勿言以免招祸，正合时势，信中“变志易守”云云亦不悖当时新党仍占优势之局。信中“今圣德日新”等语乃称颂高后、哲宗的套话，可为旁证。作者又驳斥《东坡续集》编排杂乱无价值之说：该集成于明代，其“书简”类出自宋本，经核查《与滕达道》二十四封信“杂而不乱”，前十一封作于离黄州后、后十三封作于贬居黄州时，实为两种编年本子的合刻，版本价值较高。据此，第十九封信前后各信均作于元丰七、八年，故定其为元丰八年神宗去世之后较妥，作者并修正了自己原采元祐元年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