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四十五节

本节论述苏轼“记”体文的创新及其文体、命题、章法之变。苏轼以三类文章辩驳前人之误：辨疑，为韩琦钦羡白居易解惑，指出二人功业虽异，忠言文采操守则同，韩琦实欲“与造物者游”；辨诬……

本节论述苏轼“记”体文的创新及其文体、命题、章法之变。

苏轼以三类文章辩驳前人之误：辨疑，为韩琦钦羡白居易解惑，指出二人功业虽异，忠言文采操守则同，韩琦实欲“与造物者游”；辨诬，以李白傲视权贵之气与其识人之明，论证李白从永王璘乃受胁迫；辨误，亲历石钟山考察，驳郦道元之简、李渤之陋，自得命名之由。三文手法各异：一纯议论，一多引证，一叙议相融。苏轼还融入抒情（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与记游小品，扩大了“记”的容量，并打破文体界限，以赠序、传奇、寓言等体写记，突破赋、传、杂说的常规体制。

在命题立意上，苏轼力避重复，善于在相似题目中强化不同特点：同题异作，如为欧阳修、范仲淹所作二序，一重学术文学，一重政治业绩，风格各异；同一事件（文同之死）因体裁不同而写法有别，一为抒情祭文，一为以画为线索的深沉追忆；正题反作，如《思堂记》大谈“不思”之妙，再归结题旨；《牡丹记叙》把牡丹比作小人，寓讽喻于序中。

章法上，苏轼结构多变而脉理贯通。两段式有平列而有错综联系（《孙武论下》）、貌似不连而实连（《上韩太尉书》）、前后分层呼应（《练军实》）等形式；三段式或平列而围绕中心（《思治论》），或分主从犄角相倚（《上神宗皇帝万言书》），或段段顺接钩连（《潮州韩文公庙碑》），均在规矩中自出机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