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十二节

洛黨攻击秦观，意在阻遏苏轼出任宰辅。高太后曾召见苏轼转述神宗对其文才的赞赏并以托孤相托，孙升也提出以苏轼为辅佐需以王安石为戒，可见此事已提上日程，洛党遂借攻击秦观等人使之中辍。

洛黨攻击秦观，意在阻遏苏轼出任宰辅。高太后曾召见苏轼转述神宗对其文才的赞赏并以托孤相托，孙升也提出以苏轼为辅佐需以王安石为戒，可见此事已提上日程，洛党遂借攻击秦观等人使之中辍。

洛蜀党争属政治人事倾轧，与洛学蜀学的学术分野并非一事，当时双方并未正面论战。但苏轼对程颐十分反感，程颐重“敬”“礼”、灭私欲明理，苏轼则斥之为“奸”，朱熹的评论正揭示了这一思想分歧。程颐的“敬”既是内心修养术，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关键；苏轼反“敬”即反理学。

蜀学糅合三教，朱熹《杂学辨》首攻《东坡易传》，认为苏学比王学危害更甚，但也道出苏学不拘儒学樊篱、贵通达的特点。以人性论相较，程颐主张性善情恶、需“性其情”，苏轼则认为性情合一无善恶之别；对“人心道心”，程颐释为人欲与天理之分，苏轼则认为二者本一，仅在放与精之别，并在《韩愈论》中肯定人情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