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第十七节

苏轼的人生思想由淑世精神与恋乡之情、刚直人格与个体价值等多重取向相互撞击、制约而互补成一体。

苏轼的人生思想由淑世精神与恋乡之情、刚直人格与个体价值等多重取向相互撞击、制约而互补成一体。生活顺逆只使天平倾斜，另一面并未消失；挫折加深其对人生苦难的感受，但儒家淑世精神使他不陷于享乐或厌世。晚年他既守臣节又向往浮海，作《刚说》反驳"刚者易折"，同时视人世为大梦；他拒绝佛教劝诫，也对炼丹失却信仰，扬弃佛道虚妄，最终落实为对个体生命与独立人格的不懈追求，至死无憾。

这种多元取向造成其文化性格的多样化，以下从狂、旷、谐、适四方面考察。狂：早年入京，他任诞不羁，文同诗记其"弄故态如狂生"的行止，但那多是书生意气与蜀地刚直性格所致，激愤多于理性；外任期中，"狂"增添了傲世抗世成分，同时夹杂畏世惧世之心；乌台诗案后，他转而珍视个体生命，"狂"化为保持真率本性的追求，且是深思了悟基础上的任真，与晏几道近于天性的"旧狂"不同。

旷：三贬黄州、惠州、儋州，每次都经"喜—悲—旷"的过程，且周期越来越短、旷的内涵越来越深；初到时的喜是佯作旷达，经贬谪之悲的浸泡才领悟人生底蕴。他的旷未归于灭寂空无，始终未脱离现实世界。谐：以解嘲淡化苦难，作为自我调节的平衡器。惠州《纵笔》诗招祸再贬，海南再作同题诗以谐趣对抗迫害；北返后仍向命运开玩笑，其诙笑与傲视古今互为表里，是含泪的微笑、痛苦的智慧，而非浅薄油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