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的恶》第三十七节

本节讨论厌世的几种类型及其政治影响。作者区分了三种主要类型：以莎士比亚笔下泰门为代表的、全身心憎恶自己与所有人的自我厌恶者；以讽刺作家为代表的、享受人类愚蠢的爱讽刺者……

本节讨论厌世的几种类型及其政治影响。作者区分了三种主要类型：以莎士比亚笔下泰门为代表的、全身心憎恶自己与所有人的自我厌恶者；以讽刺作家为代表的、享受人类愚蠢的爱讽刺者；以及以莫里哀的阿尔赛斯特和尼采为代表的、自以为能成为更好人类的自以为义者。这三类厌世者对社会自我认知贡献巨大，能揭露被掩盖的真相，其中纯智识层面的怀疑者能促使人们承认真相，而狂热积极者则构成政治威胁。

文艺复兴时期，因政治高度个人化，统治者性情成为核心问题，厌世因而备受关注。马基雅维利因确证了人们对统治者的恐惧、又怂恿背信弃义而格外可怕；个人性政府的不可预测性同时哺育了厌世与被算计的恐惧。伯顿与蒙田等智识厌世者意识到厌世的危险，选择做冷静的嘲笑者。

进入18世纪，政府趋于非个人化，孟德斯鸠基于对人性的普遍怀疑设计了代议制有限政府——以程序、分权和规则取代个人，使厌世成为抵御侵犯的盾牌，为最人道的体制服务。但19世纪浪漫主义者指责自由主义庸俗冷漠，尼采将对“大众”的文化厌恶推向极致。随着政治重新个人化、压迫性政府的残忍重现，厌世再度具有吸引力，如何承受厌世重新成为关键问题。

最后，作者回溯泰门这一最彻底的厌世者：他无条件憎恶一切，以自杀告终。古人视此为精神疾病或羞愧的产物，蒙田认为不应急效，而其名声或源于它引发的恐惧——一种企盼世界终结的彻底毁灭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