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的恶》第十七节

为势利辩护的理由只有一个：它有用。赫胥黎认为，没有附庸风雅的赞助人，艺术家就难以维生；势利还像长满跳蚤的狗，让社会保持活跃。

为势利辩护的理由只有一个：它有用。赫胥黎认为，没有附庸风雅的赞助人，艺术家就难以维生；势利还像长满跳蚤的狗，让社会保持活跃。不过这种说法只顾及附庸风雅的势利，忽略了鄙夷风雅的势利。势利的可取之处或许只存在于文学想象中，从简·奥斯丁到普鲁斯特的作品都受它滋养。

历史乐观主义者认为势利无足轻重，只是阶级制度的表面现象。但作者指出，把长达三个世纪的时期称为"不起眼的阶段"是愚蠢的。当代美国人可以接受生活水平的差异，却厌恶炫耀身份的势利之徒，因为那是"无功受禄"。势利并未随着民主的建立而消失，它可能是社会流动的代价，且在美国虽不常见却更引人注目，因为它与民主价值格格不入。

17世纪的文学作品详细描绘了势利的谱系。廷臣觊觎自己配不上的地位，对下嘲笑、对上奉承；拉布吕耶尔笔下的庞菲勒永远在演戏，随对象改变态度。莫里哀嘲弄势利者是缺乏"品质"的人。拉布吕耶尔更厌恶社会野心家，他们毫无社会秩序观念，只想跻身贵族。这反映了世袭原则与成就原则的冲突：贵族认为血统和魅力只能继承，而财富和地位不应"赚取"。马辛杰《城市太太》中的商人妻子因追慕宫廷风尚而威胁社会秩序，说明势利的危险在于打破不同等级之间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