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的恶》第二十节

杰斐逊民主的推崇者与亚当斯一样，对自然贵族不感兴趣，却困惑于美国为何存在众多背离共和精神的势利之徒。

杰斐逊民主的推崇者与亚当斯一样，对自然贵族不感兴趣，却困惑于美国为何存在众多背离共和精神的势利之徒。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民尊重财产权，个人主义使社会难以固化出贵族阶层，富人的担忧被夸大。但德国自由主义者弗朗西斯·格伦德在《美国的贵族》中揭示了另一种现实：美国商业上层阶级虽无世袭头衔，却崇拜英国贵族，模仿欧洲做派却因缺乏相应举止而失败。他们既被同胞鄙视，又被欧洲人嘲笑，因而公开憎恶本国制度，通过贿赂和奉承操纵民选代表，排斥新移民的投票权，同时退缩进封闭的小圈子，在其中发表鄙视人民的私密言论。

杰克逊民主人士对这些商业贵族的崇英与排外作出回应，形成了民主的民族主义，势利与反势利的争论模式由此确立。他们认为财富不平等尚可接受，但拒绝工作是对国族精神的冒犯，劳动与技术的尊严才是文明的主角。到19世纪末，托斯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延续了这一批判，描述超级富豪以婚姻、无用活动换取荣誉，视生产贸易为耻辱。凡勃伦用习得特质的遗传和社会发展阶段论解释这种返祖现象，但缺乏说服力；相比之下，洛克关于观念联络的解释更具说服力——习俗与传统压力使人形成错误观念，其中最古老的迷信便是劳动玷污人、出身带来魅力。熊彼特注意到这些心灵习惯对帝国主义的影响，韦伯认为美国同税级者会平等交往，但东海岸财阀世家对欧洲观念的迷恋使他们绝不会与同类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