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学大师林语堂逝世40周年纪念典藏版》第五百一十一节

作者自1920年后对西方文明的敬意减退，因为他看到西方也践踏人权与个人自由，中欧的奴隶甚至多于封建时代的中国，反倒觉得中国文明可以自傲。

作者自1920年后对西方文明的敬意减退，因为他看到西方也践踏人权与个人自由，中欧的奴隶甚至多于封建时代的中国，反倒觉得中国文明可以自傲。他认为欧洲个人自由传统衰落有两个原因：一是现代集体主义运动使人放弃反抗、忘却个人尊严；二是维多利亚时代机械观念的遗传，人们把机械科学的逻辑搬用到人事上，鼓吹环境决定一切、个性可化为方程式。

作者强调，良好的生物学承认个人反应与环境同等重要，医生对不同病人开同一药方是危害社会，社会哲学家忘掉个人亦然。他提出"个人主义"：哲学以个人为开端和归宿，个人本身就是目的，不是国家的工具；评判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在于它能造就什么样的男女。他引用惠特曼《民主远景》的论述，说明文明、民主、文学艺术的最终目的都是丰富美丽的个人主义，健全自由下训练出的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

作者指出，人对环境的反应各不相同：同样环境下的两个银行行长，性情、处世、储蓄、私人生活无一相同；同一时代死于同一天的人，人生经历迥异。因此人事上没有宿命论，人性因素总使制度设计者的计算落空——新娘新郎的性格比婚姻制度更重要，执法者比法律更重要。国家的政治进化也取决于人民的脾性，所谓"民族天才"不是抽象实体，而是许多个人性格的集合表现，只在行动中显现。每当国家面临危机，就是一次选择，各种冲突情感中哪一种稍占上风，就决定走向；英国近年宪政危机中对君王的爱戴、教会的偏见、对国王角色的不同理解相互冲突，哪一边多一点便结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