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之旅》第三十七节

本节以匈牙利政治人物的立场转变切入：斯大林主义者赫格杜斯在一九五六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办《现实》杂志开放社会讨论；卡达尔早年是强硬共产主义者，一九五六年支持苏联镇压……

本节以匈牙利政治人物的立场转变切入：斯大林主义者赫格杜斯在一九五六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办《现实》杂志开放社会讨论；卡达尔早年是强硬共产主义者，一九五六年支持苏联镇压，日后却领导国家走向独立，提高自由与福利，提出“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赞同我们”的折衷公式，给社会留出活动空间。作者认为极权体制全面掌控社会细节会从内部自我破坏，一九五六年革命正是这种崩溃，而卡达尔的妥协策略带有典型的哈布斯堡风格。

柯奇斯则以研究次要作家巴比契的方式寻找自己的中欧。巴比契是人道主义者，反对战争与非理性，曾任贝拉·库恩政权的文学主席却自称反马克思主义，面对霍尔蒂体制时退出，其诗关注个体与受压迫者的苦难，从未赞美胜利者，因而难以成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旗帜。旅途中一行人经过费尔特德，来到莫雄马扎尔古堡，追循一九五六年在此报道反抗运动的《米兰邮报》记者卡瓦拉利的足迹：他当时困于风雪与路障之间，试图前往维也纳未果。作者由此感叹，三十年后对卡达尔的正面评价并未推翻当年的负面判断，只是并置出不同层次的现实。最后谈到克罗地亚作家克尔雷札及其剧作《葛兰拜先生们》，他以潘诺尼亚的泥泞平原为核心意象，剖析奥匈帝国解体后释放的非理性势力，并认为极权主义正是从这种腐败中扩散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