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之旅》第二十七节

我们离开时在门口遇到包姆加特纳先生的同事，他猎获的野兔让人联想到生命的原罪与死亡之谜。

我们离开时在门口遇到包姆加特纳先生的同事，他猎获的野兔让人联想到生命的原罪与死亡之谜。随后我们来到劳工与受雇者部门，这里曾是艾希曼的办公室，他在维也纳度过了自认为最快乐的时期。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后，维也纳有大量自杀者，其中伊贡·傅利德——一位犹太裔保守派历史学家与讽刺作家——从这栋房子的窗口跳下，以死嘲弄抓捕他的盖世太保。我们在兰特曼咖啡馆与散文作家沃尔夫冈·克劳斯同座，听他讲述卢卡奇约一九五二年在此演讲、一味重复苏联宣传的情形。作者由此比较卢卡奇与维也纳精神的对立：卢卡奇以辩证法追求稳固价值，维也纳则是以反讽掩饰失败的后现代城市，其文化奇观已压倒革命观念。文中还写到展览中一位修伞老人的照片所体现的犹太人不可摧毁的尊严，以及维也纳人"各自生活"的态度易沦为漠然；圣马克斯教堂墓园里莫扎特的空冢、无名墓园旁的小酒馆，都呈现维也纳人对死亡既虔诚又不敬的熟稔。最后记述约瑟夫二世设立的医学史博物馆中，以石蜡制成的解剖剖面模型展示人体内脏与神经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