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集》第二十三节

本节论述希腊僭主的本质、成因及其历史作用，并与中外政治传统作对比。

本节论述希腊僭主的本质、成因及其历史作用，并与中外政治传统作对比。僭主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但因崛起于人文主义时代，被视为与常人无异的篡权者，无法获得王权那种神祐光环，故“僭主”比“暴君”更合“Tyrant”原意。中国历史上虽不乏刘邦、赵匡胤、曹操等实际篡位者，却因“奉天承运”的天命观，史书中从未产生僭主概念；希腊城邦因疆域狭小，无力供养王都、仪仗等神化王权的排场，加之古王权传统已被航海贸易与人文主义摧毁，僭主只能以篡窃者面目出现。叙拉古的机伦、岱奥尼素等曾借雇佣军、迁民筑宫等手段图谋王业，但只有兼并成领土国家、具备希腊化雇佣军来源的地方（西西里、旁提卡彭）才可能完成转化。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美化王政、讥嘲僭主，描述僭主以剪除邦内杰出者、禁止结社集会、任用外邦人等手段维持统治；但他作为贵族利益代言人，不懂初期僭主的进步作用。公元前7至前6世纪的初期僭主取代贵族寡头政体，依靠受剥削的平民，采取抑贵惠民政策，在贵族统治不下去、平民尚未成熟的夹缝中维持社会，客观上起到了从贵族寡头到民主政治的过渡作用。小亚细亚诸邦的藩属型僭主也有类似表现，但第二三代即陷于残暴贪婪，终被希波战争后的起义扫除。雅典梭伦、米利尼彼塔卡斯等民选调解官虽拥有独裁权，却由民选产生且任期届满即交权，与世袭僭主不同，同为城邦制度的产物。

作者进而指出，僭主与民选调解官的存在以城邦政权由某一阶级掌握、法律即统治阶级意志为前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与马克思对法国拿破仑王朝的分析相通。但中国及专制主义东方既无此类史例，也无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政派：皇朝自称一视同仁、严禁结党议政，实则自身与官僚机构构成剥削人民的敌对一方，阶级斗争只能以骚乱、农民战争和王朝更迭的形式爆发，因而皇朝政权并非凌驾于敌对阶级之上的暂时调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