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集》第四节

本节以雅典为例说明直接民主：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每月开会数次决定宣战、媾和等重大事务，公民有选举权并轮流担任议事会成员和陪审员；十将军委员会掌握实权，离职须受审查。

本节以雅典为例说明直接民主：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每月开会数次决定宣战、媾和等重大事务，公民有选举权并轮流担任议事会成员和陪审员；十将军委员会掌握实权，离职须受审查。这种制度只可能存在于领土狭小、政务简单的城市国家，故城邦制度与直接民主互为条件。

“公民”一词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但历来不包括妇女、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各邦各时期资格宽严不一，通常以自备武器参加公民军的成年男子为主体。亚里士多德把公民定义为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的人，城邦则是维持自给生活的公民集团。结合公民军制度看，公民既是城邦的主人，享有议事审判权并轮番为治，也是非公民（奴隶、外邦人、妇女儿童）的主人，这本身引出了奴隶制问题。

公民军是战时征集、平时离营的民兵，武器给养自备，统帅由选举产生；希波战争后战争频繁，公民军逐渐领薪并被雇佣军取代，僭主政治随之兴起。城邦官制中行政官员均为义务职，由公民大会直接选出、各自独立负责，没有统一的行政首脑；议事会负责预审议案，实际掌握行政权，法庭也对公民大会负责，不存在近代的三权分立。这与我国自古由君主统辖的发达官僚机构截然不同。

“自给生活”指经济自足与闭关主义：限制外邦人购地、入籍，保障公民特权；梭伦曾放宽入籍以吸收手工业匠人，斯巴达则严厉排外。这种界限与自给政策，加上农村地区的农奴制（如斯巴达的黑劳士），共同促成了奴隶经济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