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集》第五节

城邦的自给与闭关，加上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频繁邦际交往，发展出一套国际惯例，即国际法的萌芽，包括外侨招待制度（招待者由本国公民自愿担任，为外人提供住宿等服务，是使馆、领事馆的雏形）……

城邦的自给与闭关，加上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频繁邦际交往，发展出一套国际惯例，即国际法的萌芽，包括外侨招待制度（招待者由本国公民自愿担任，为外人提供住宿等服务，是使馆、领事馆的雏形）、等权协定、商业条约、国际仲裁，以及宣战媾和、同盟、休战等惯例。同样，"轮番为治"的原则使城邦必须有国家法（宪法）和私法、刑法，城邦因此是法治国家，政治与法律密切相关。城邦的法律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但公民团体内部各阶级的斗争可在公民大会、议事机构、陪审法庭内以合法方式进行，只有无法在法律范围内解决时才演变为政变或革命；团体外的阶级（如斯巴达黑劳士、雅典奴隶）的斗争一开始就是暴力形态。这与专制王政国家不同，后者不存在政党，斗争隐蔽，尖锐时爆发为武装起义和王朝更迭。斯巴达是领土国家类型的变例，以约万公民统治广大边区居民和黑劳士，但希腊史基本否定强大城邦能通过征服建立帝国，因为城邦的森严界线与兼收并蓄的帝国政策不相容；克里米亚和叙拉古蜕变为王国靠的是雇佣兵，罗马则证明城邦一旦变成帝国，其长处几乎全转化为丑恶。最后，作者提出城邦制度起源问题：许多史家认为它由氏族民主直接演变而来，但中国、埃及、两河流域等古代文明都找不到城邦的影子，它们的共同点是"神授王权"式的东方专制主义——部落王通过征服建立王国，王权被渲染为神授而世袭。亚里士多德等以"蛮族富于奴性"解释东方专制，作者认为难以接受，并指出远古希腊同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环境、通过什么方式使希腊的神授王权演变为城邦制度，以及城邦制度如何发展、消亡并影响后世——这正是本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