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第二十六节

本节论述文学与唐代士人日常及内心生活的密切关系。在日常交往中，书信常具文学性，丧事所需的行状、碑志、祭文皆需文采与情感，张说、韩愈、李商隐等人因此以善写此类文章著称。

本节论述文学与唐代士人日常及内心生活的密切关系。在日常交往中，书信常具文学性，丧事所需的行状、碑志、祭文皆需文采与情感，张说、韩愈、李商隐等人因此以善写此类文章著称。科举士子则通过纳省卷和行卷，将平日诗赋编成卷轴呈送主司或名流以求及第，文学写作成为其日常生涯的主要内容，元结、皮日休借此登第，也有人因文章不合考官口味而落榜。

在内心层面，士人无论得志失意皆借诗文抒怀。王勃、骆宾王借诗赋宣泄不平与忧愤，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在贬谪流离中写下大量作品排遣积郁；孟郊登科、杜甫闻捷亦赋诗畅怀。杜甫、白居易的诗题与分类显示诗歌已融入生活各方面，李贺、孟郊、贾岛等苦吟诗人更视诗为生命。唐人早已认识到生活是创作源泉，而诗文创作也升华了士人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