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第二十节

本节讨论唐代文学的范围界定与繁荣原因。作者指出，今人习惯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种文体衡量文学，而唐人的文学观远为宽泛，制诰、章表、碑铭等实用文体在当时均属重要文学。

本节讨论唐代文学的范围界定与繁荣原因。作者指出，今人习惯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种文体衡量文学，而唐人的文学观远为宽泛，制诰、章表、碑铭等实用文体在当时均属重要文学。若以今日标准取舍，将无法完整反映唐代文学面貌。因此本编采取宽泛标准，把诗赋与各类实用文体一并纳入考察，兼及小说与俗文学，以勾勒唐代文学繁荣的全景。

就大势而言，唐代文学随国运起伏：开元、天宝盛世文学极度繁荣，安史之乱后一度沉寂，元和中兴带来新高潮，晚唐则随国势衰颓而走下坡。文学繁荣的背景包括发达经济、强盛国力、开明民族政策、选士制度、儒释道并存的思想格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唐代始终"重文"的大环境，而这源于统治者的政治策略与政治—文学观念。李渊父子立国后强调"文治"，任官先文后武，士人从求学、科举到出仕升迁，文学才能都是关键因素，由此保证了读书人对文学的普遍重视。

唐初官方编修的五史及《晋书》《南史》《北史》多设《文学传》《文苑传》，其序论体现了主流的泛文学观：文学是沟通君民、敷扬德教、传达情志的工具，须为政治服务，同时也承认情志与"气"是文学的根基，并讲究各体文体的艺术要求。正因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统治者重视文学与文才之士，设立文学馆、弘文馆、翰林院等机构储备人才，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代草王言的职位须以骈文写作诏敕，要求文采与声律，这类实用公文因而具有美学价值，成为唐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胜任者获"大手笔"之称，不少宰相即由翰林学士升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