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言》第八十七节

对仗本是骈文律诗的根本，古文中却少见。韩愈等人古文寡对仗，诗却工于对仗，说明作者是能而不为。

对仗本是骈文律诗的根本，古文中却少见。韩愈等人古文寡对仗，诗却工于对仗，说明作者是能而不为。声律之学源于江左，此后才有平仄格律。古文中偶用对仗若合乎法度，反能为文章增色，且不拘平仄字数，比排偶自由，是中国文学的独到处。写骈文律诗则必须讲究词的多寡、平仄、虚实、事的轻重。排律虽多为练笔游戏，也常有佳句，如“寒堂渡鹤影，冷月葬诗魂”。骈文律诗绝非小道，胡适要废除它们，与对仗无关，逻辑混乱。

胡适是“下里巴人”的文学家，不避俗语俗字。白话确有推广民智之功，但中国早有白话传统，不待胡适。《水浒》《红楼》及明清小说本就俗雅并存；能雅者必能俗，能俗者未必能雅。胡适让人只学俗体，会使雅俗俱失。他推崇元代文学，是“以夷变夏”，因为元代士人噤声，说唱文学才大行；明代复古、清代沿袭旧体，文脉未断。胡适归国后却以西学否定传统，比古人更偏激。作者驳胡适，是因为若国人都能读写文言、知晓典故，传统尚存，便无需驳；西方文艺复兴靠复兴拉丁文，中国却在清末自卑中丧失自信，熊十力、王国维等人调和中西，胡适却只知师法洋人而背弃师业。从文学看，胡适之后并未胜于前，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多为旧体，新诗佳作寥寥；而公文、标语反合胡适“八事”，可见其流弊。

上古《易》《诗》《书》本是当时的白话，一代有一代之白话；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当时的白话，却被后世尊为史书典范，二十六史皆承其体。韩愈复兴古文，存骈文为旁技，此后文风虽变，精神仍承太史公，故清代能读汉书、明代童子诗有唐风，两千年如一体，国家亡而天下存。若司马迁、韩愈都用当时白话写作，后人便读不懂，传统早已支离。胡适尚知音声句读，其后却罢废经史，今人能读史者百不及一，古今隔绝，信仰崩摧，中国已成沉陆，根源正在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