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细节》第五十七节

本节论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犯罪人的人文关怀并不妨碍司法公正，二者共同构成现代法治社会的特征。

本节论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犯罪人的人文关怀并不妨碍司法公正，二者共同构成现代法治社会的特征。现代公正观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已从同态复仇转向轻刑化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与人文关怀相反相成，忽视犯罪人权益可能酿成冤案，而一个案件的受害人可能是另一案件的嫌疑人，关怀惠及全体公民；把犯罪人当人看，就须保护其基本权利与尊严，实行无罪推定和人性化管理。我国司法领域人文关怀的兴起是各项事业文明化的产物，犯人的同居权、劳动报酬权等由荒谬变为现实，抓捕嫌犯也开始戴头罩。但与已签署的国际公约相比仍有差距：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不适用于已判决者，旧法下判刑的投机倒把、流氓罪犯仍在服刑；审前羁押阶段不允许嫌疑人会见亲属；取保候审未成原则；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推进中要以国际公约为参照结合国情，发掘执法人性化细节，防止走过场；同时兼顾制度建设，如扩大非监禁刑须配以电子脚镯等监控手段，赋予沉默权须提高侦查取证能力；还要防止"人性化"泛化为"人情化"，对不按时出庭或违反社区服刑规定者依法制裁。

后半部分以石悦军特大杀人案为例，法院判处其死刑并赔偿被害方83万余元，但石无力支付，幸存被害人曹德琴重伤截瘫、付不起医药费。作者由此主张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我国刑法第36条只规定向犯罪分子索赔，未赋予被害人向国家申请救助的权利；得不到赔偿或因案件未破、或因犯罪人无力支付，此时救助是国家的义务，理论基础在于人文关怀、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平衡，以及国家未尽到保护纳税人安全之责。长期以来刑事诉讼偏重被告人权益保护而忽视被害人，导致部分被害人陷入绝境甚至报复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兴起被害人运动，各国建立国家补偿制度。作者认为该制度可行：救助不损害被告人利益，理论准备已成熟，淄博中院、北京高院等地已有探索，应加速出台全国性制度。具体设想包括：取得同级党委政府支持，由最高法院申请专项拨款并要求地方配套；明确对象为被害人本人，本人死亡的为其父母、子女、配偶；条件为因犯罪陷入经济困境；救助数额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按地区、城乡差别对待；设计简便而又公开透明的申请审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