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说略》第三十节

本节评述《公羊传》与《谷梁传》两部《春秋》传注。《公羊传》号称传经，实则多在宣传政治主张，以迎合汉武帝。

本节评述《公羊传》与《谷梁传》两部《春秋》传注。

《公羊传》号称传经，实则多在宣传政治主张，以迎合汉武帝。其"大一统"思想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好言"灾异"则有两面性：既为君权神授辩护，也借灾异谏劝君主。有些内容未必是有意迎合，如汉武帝伐匈奴诏书引用《春秋》"大之"齐襄公复仇，时在《公羊传》盛行之后，且齐襄公品行恶劣，作者不可能故意选他作表彰对象。但《宣公十五年》论"变古易常"致天灾，与董仲舒主张恢复古制的观点一致，疑为董氏一派所增。《公羊传》对人物的评论常不合史实：褒扬祭仲权变，却不知当时郑国不弱于宋国；记郑厉公出亡事与《左传》矛盾。其褒贬也难令人同意，如表彰宋襄公泓之战"不鼓不成列"，实为愚蠢，宋共姬宁死不避火亦被称礼，远逊于《左传》的民本思想。

《谷梁传》历史上受重视较少，汉昭帝后官学中与《公羊传》并立，但东汉已衰微，魏晋后学者多读《左传》，宋明以后治者更少，清代仅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较有影响。其始创者谷梁子名字诸说不一（喜、寘、俶、赤），自称得于卜商恐属附会。此书非谷梁子自撰，乃后学增益写定，成书可能晚于《公羊传》。因后出，其立论较为合理：对"春王正月"不作《公羊传》那样牵强的发挥；论泓之战则从战役性质否定宋襄公的正义性，指出其不量力而动、言而无信，比《公羊传》高明；记祭仲事贬之，与《左传》《史记》相合；释"荆"为楚，也比《公羊传》以州名为说正确。但《谷梁传》记事过于简略，重褒贬轻事实，与《公羊传》同病；亦表彰伯姬守礼而死，思想同样落后；记王师败绩于茅戎误以为晋所败，与《公羊传》同误，可见二书成于汉代，对春秋史事已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