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第三十一节

本节讨论破坏性行为的来源，考察了内分泌学、遗传学等材料。

本节讨论破坏性行为的来源，考察了内分泌学、遗传学等材料。性激素、肾上腺及垂体激素对动物的进攻性、支配性有明显作用，雄性激素与人的自我肯定、搏斗意愿相关；遗传学发现双重男性染色体的男子多难以控制暴烈，说明纯粹的环境解释不成立，也引出青年男性是否需要某种冲突的问题。

在理论层面，作者强调本能与行为的区别：行为由性格结构、文化压力和直接情境三方面共同决定。破坏行为来源多样，可能只是达到目的时的附带后果，可能是对基本需要受挫、机体受损的防御反应，也可能出于独裁主义式的“丛林”心态，或隐藏着复杂的施虐—受虐、支配欲动力，因此谈论单一的破坏驱力并不成立。

结论是：破坏性由多元因素决定，既不能全归本能遗传，也不能全归环境学习，两者之争应结束。生物学因素起作用但微弱零星，人没有完整本能，只有类本能的残余，且这些倾向是健康的，健全文化的功能正在于将其拯救出来。作者还指出实验心理学忽视了心理治疗这一研究宝库——治疗能改变人的感知、情感、动机乃至外貌和智商，治疗关系中的独裁型、民主型、放任型互动也值得研究，这暴露出现有人格理论与价值体系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