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符号》第三节

本节介绍皮尔斯与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及其在音乐中的应用。

本节介绍皮尔斯与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及其在音乐中的应用。皮尔斯将符号过程分为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以《追忆似水年华》中斯万和奥黛塔聆听的旋律为例，从最初的情绪印象，到识别出梵特依的奏鸣曲，再到旋律成为二人爱情的固定象征，正对应这三个层次。皮尔斯还认为符号由对象、再现体、解释项构成，并区分像似、指示、规约等类别；贝多芬《告别》的号角动机兼有模仿、唤起情感、依赖调性惯例三重性质，音乐还能把这些外在符号内化。

随后转向格雷马斯：他受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及普洛普影响，提出“同位素”概念，即让文本连贯的深层语义，如莫泊桑《两个朋友》中贯穿的“巴黎”，贝多芬《降E大调钢琴奏鸣曲》中的属—主紧张关系，以及穆索尔斯基《鲍里斯·戈都诺夫》加冕场景中等音双义所表现的内心冲突。他还提出由对立符素构成的“符号方阵”，以及包含发送者、接受者、主体、客体、辅助者、反对者的“行动元模型”，其“缺乏—联接”模式可用于分析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中指环的失而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