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符号》第二节

很少有符号学家讨论音乐。艾柯认为音乐只有外延没有内涵，格雷马斯和洛特曼也未涉及；罗兰·巴尔特则大量谈音乐，提出“声音的纹理”和“身体主题”等观点。

很少有符号学家讨论音乐。艾柯认为音乐只有外延没有内涵，格雷马斯和洛特曼也未涉及；罗兰·巴尔特则大量谈音乐，提出“声音的纹理”和“身体主题”等观点。列维—斯特劳斯受索绪尔启发，提出音乐与神话都源于语言：音乐是没有所指的语言，听众会主动向其中灌注意义。这种观点称为音乐形式论，源于汉斯立克把音乐定义为运动的听觉形式，斯特拉文斯基也认同音乐只为演奏。

但音乐需要符号域才能生效。国歌等标出符号在社会语境中承载伦理力量，即使被移入艺术作品也能被识别。音乐作为符号还依赖听众共享的文化能力：巴赫赋格主题对巴洛克听众象征十字架与基督；贝多芬《告别》用下行号角五度把宫廷狩猎调转为告别象征，音乐符号由此从信号变为象征。符号碎片按情节串联，音乐便成为叙述艺术。19世纪作曲家常借文学主题赋予音乐意义，如舒曼《C大调幻想曲》题献施莱格尔诗句，上行五度音程被解读为呼唤妻子克拉拉；音乐阐释学家谢林主张贝多芬作品暗藏歌德、席勒的文学主题，但贝多芬《哀格蒙特》的结局与歌德戏剧不同，说明音乐叙述不从属于文学。肖松《音诗》取材屠格涅夫，了解背景会改变听感。音乐不仅是符号，更是一种符号的逻辑顺序即叙述。分析音乐需谨慎套用符号学理论，可参照以皮尔斯为基础的美国学派与以索绪尔为基础的欧洲学派。